浅谈关于中国政治参与和社区参与
【摘要】我们将政治理解为人们的这样那样一些行为，它们的目的在于，在各个组织间与各个组织间建立起普遍的约束力，即建立起普遍有约束力的规则和决策。这种理解意味着，不仅在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有一种关系结构，而且在这些组织之间有一种交互作用。政治还意味着，为在国家这类共同体中遵守规则地共同生活而做出决策、制订框架条件、对于如何塑造这一共同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治参与 社区参与 参与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公民政治参与途径的不断拓宽，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民主意识、 法律意识被日益唤醒，越来越多的公民萌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要求。
政治参与指公民个人的那样一些活动，它们以多多少少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及其行为为目的。但这个经典性定义不能覆盖"参与"的丰富内涵。"参与"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建立在特定机制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之上的。
因此，考虑政治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参与"概念。同时，社会参与也是政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争取政策为民众接受，疏通政府贯彻政治决策的渠道，在社会与政治中建立起信任感，因而支持和影响了政府行为，改善了政治的品质。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公民政治参与基本要素之一的参与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既有农民群体、大学生群体、妇女群体，又有私营企业主群体、农民工群体等。政治参与的增量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新社会阶层、新经济组织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连一些传统的社会精英，甚至非政府社团、基层自治组织等利益群体也加入到维权的行列中来。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越来越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参与行为。改革开放为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向自主性的转换提供了动力，特别是广大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国家从法律和物质上切实保障村民自治的权利，使得农民自主参与政治有了切实的保障；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参政愿望的强烈，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民主人士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参与重大问题的处理，并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见和建议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意识的增强。
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公民是现代政治的主体，其主体性条件决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公民个体能力非常强大时，公民的自组织能力将通过社会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治运行表现出来；当公民个体能力较弱时，公民则成为统治阶级的陪衬，即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出现新变化。公民政治参与目标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在参与取向上，公民表现出积极的建设性心态和行为模式；在参与方式上，以合法方式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基于对过去所出现的非法政治参与的深刻反思，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法律体制日益完善，历次的全国性普法教育和新闻媒体的法制宣传使广大人民的法制意识日益增强，这些都成为进行合法政治参与的有利条件；在参与准则上，政治参与被当做政治渐进性发展的工具性手段。
公民政治参与的运行出现新变化。政治参与的运行开始向民生问题聚焦。当下政治参与的缘起和关注点，主要不集中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是向就业、教育、社保、 医保、 征地拆迁、 劳资纠纷、 物业维权等民生问题聚焦。出现这种变化，除了有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强劲需求外，与广大公民权利意识的迅速增长有很大关系。
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出现新变化。近年来，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趋于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从个体为主向横向联系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等正在成为政治参与的组织载体。如何将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有效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也是考量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政治智慧的一道新课题。
公民政治参与的环境出现了新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参与环境外，网络环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出现了新变化：
一是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与途径。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强、 自由度大、 信息传播快的特点，公民政治参与变得更加自由、直接与及时，较之投票、 信访等几种有限的简单途径，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政治参与的过程，并把参与途径尽量扩大。
二是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 网络所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乃至政治控制的特点，可以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的兴趣与热情。
三是推进了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水平。传统的社会监督是一种间接的、依赖于一定的中介组织和渠道来完成。而网络技术的介入，扩大了政治环境的监督渠道，任何公民都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络，跨越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监督意愿直接送达被监督对象，由此大大提高了成员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在中国，扩大参与面的条件是良好的，因为政治精英越来越寄期望于公民的热情与自觉。
参与是凝聚公民步入新的政治与社会进程的手段，它有益于增强政治稳定性与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居民关注经过动员的参与形式的情况明显减少。但由于自治式的参与实质上是在回避经过动员的参与，而国家又在极力监控参与，所以人们对自治式的参与还有畏缩心理。在自觉自愿的参与还是个空白的情况下，经过动员的参与仍居主导地位。
由于几十年来这些事情都归政府管，所以人们的参与程度至今还不是很高。社会弱势群体仍依靠国家，社会强势群体则主张个人自己负责。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令人引申出一个结论，即要更多地将参与理解为一个发展和学习的过程。我们认为，在远离政治的区域进行参与，为在靠近政治的区域进行参与做出了准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社区内参与性高的，不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而是文化程度低的老人和妇女，他们的思维毋宁说是传统式的。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观点较为传统的人较之政治观点较为现代的人更倾向于参与。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仅仅从政治文化出发，忽略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上述情况主要是因为低收入者忙于应付柴米油盐的支出，中产阶级忙于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准，谁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参与社区事务。同样，关于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会促进参与的观点，我们在社区里也找不到证据。相反，这些参数越高，参与热情越低。
社区人力与财力都有限，所以不能没有居民的参与。于是它将目光对准对社区多少有些依附性的人群，这主要是领取社会救济金人员，他们每周必须从事一、两次公益劳动，或参加学习。
新社区区别于90年代之前的社区的特点在于，由于房地产管理上的改革，由于管理功能的改变，它允许个人有自治性。与此相关，这里的所谓"学习"因素也不以将人纳入某个体系为目的，而是以激发自觉性为目的。它不是要宣传某种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是要激发人们自觉自愿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同时，党不再是社区内政治动员的中坚力量，一些党外参与的萌芽开始显露出来。甚至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如社区参与行动小组，在参与、自治、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采取继续教育措施，在网上向居民公布自己的工作，以此扩大居民在社区内的参与性。即使迄今的参与仍是由精英控制的，目的在于赢得人们支持精英制订的政策，但已有迹象表明，一种"认知性动员"已提上议事日程，它超出社会性动员的范围之外，即超出关于改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的动员之外，侧重提高教育水准和判断能力、提倡独立思维和同情心，从而逐步改变人们的参与意识。
拓展政治参与性，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实现这一点在中国还为时尚早。只要人们还忙于解决切身的社会问题，忙于解决日常生存问题，政治参与的程度通常都是很低的。所以说，先要有经济上的保障，然后选举和参与才会成为核心因素。社区迄今没有真正的选举，参与更多地体现在弱势群体和党员中，动员也不是基于自觉和自助，而是基于物质上的依赖性（领取救济金者）和组织上的依赖性（党员）。鉴于大多数居民对社区不感兴趣，妇女占据了参与者的绝大多数，可以推出结论，人们目前首先需要的是社会保障，它压倒了人们参与社会性任务的愿望。
但无论如何，社区承担了国家的一部分工作，从而减轻了国家的工作负担，起到了西方社会由民间团体起到的作用。最终，社区要起到维系市场经济、为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体制奠定合法性的作用。社区还要起到提高居民参与性的催化剂的作用，动员人们进一步表达自身的利益，为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事务开拓空间。从政治参与、社会进步的角度而言,向职能部门争取权利是正常的政治参与,是倒逼权力体制实现良性改革的助推器。不如此,权力可能会习惯性地排挤权利,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永远都得不到伸张。争取那些被遗失的权利,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参与所有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务,参与所有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
政治精英的态度决定着社区政治参与的程度，这种态度希望甚至要求一种处于监控下的高度参与，因而它限制、排除自治式的参与。但国家也需要老百姓有主动性与参与性，以便达到现代化这一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退出越来越多的领域，这既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住房领域，如今还涉及到社会领域、环境整洁、物业管理、社会福利都要逐步转移给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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