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条政治道路的重大意义。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1979年，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一直强调，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主题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激发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持了党和国家活力，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作为主体拥有的一种强制性地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力量，权力显著地影响着人们获取收入的机会、能力、成本和要素价格，制约着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社会贫富悬殊根源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均衡，社会的权力结构规定着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收入分配，降低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调节社会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从短期看，就是要通过强化和调节政府权力，加大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从长远看，需要通过持续的改革，优化社会权力结构，形成经济权力均衡、政治权力民主、文化权力共享的社会权力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机构改革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迫切需要与时俱进，使政府的整体权力结构、组织构架相对稳定，形成一种有效的地方善治结构。在构建廉洁、廉价、高效的责任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必须建立起行政三权制约与协调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中的沟通、协调、反馈、公开、参与、问责、廉洁、激励等机制，解决地方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协调不够、监督不力的弊端，及这些弊端带来的地方利益博弈中凸显的地方主义、利益部门化、公权力腐败和官僚主义等现象。
研究样本中地方政府权力制约、协调、高效运行的原则、内容、程序、方式等切实体现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职能的经验或探索，乃至其在结构功能的整合协调中，在制度变迁和机制取舍中，在电子政务等技术支持中，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试验中的行政权分置、制约、协调的取向，可能反映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了科学蓝图和行动纲领，为建立现代政府制度建构了基本的理论命题和实践逻辑。
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建立能够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要求的现代政府制度。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行政体制提出了新的标准，要求政府能够逐步转变职能，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进而向“有效政府”转变。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政府处理信息和回应社会的能力提出了及时、高效的要求。
同时，我们看到，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不到位，管理“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并没有完全消失，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依然比较薄弱，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仍然过大。二是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部门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严重的部门利益倾向，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问题非常突出。部门设置过多，相互之间交叉的概率高，责任边界不清晰，部门利益冲突严重。同时，部门主导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会导致公共政策扭曲、变异，政策制定的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内耗严重，决策代表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大打折扣，最终会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三是宏观调控失灵。在某些方面宏观调控存在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打着“从实际出发”的旗号，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明显偏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最终沦为地方政府谋取私利的工具。四是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生问题凸显，存在着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就不了业的现象。五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虽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如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及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等，但腐败现象仍然频发，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违法现象屡见不鲜，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问题突出。面对着诸多问题的产生，政府的公共服务改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社会需求的转变也是现代政府制度建立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传统的“命令式”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网络结构。面对现有的社会经济现实，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管理方式，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政府的广泛参与已经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掣肘。过分强调行政干预对市场的替代作用而忽视市场自身的导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积极培育市场反而限制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履行远远不够，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发展事业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因而达不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满心期许。
现代政府制度的建立是以下因素的必然产物：一是避免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腐败现象不断出现，由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要求；二是建立“大部门体制”，实现由部门行政走向公共行政的要求；三是克服行政傲慢、官僚主义作风，实现单一决策走向多元决策的要求；四是减少行政随意性和人治现象，强化行政问责制，实现由人治行政走向法治行政的要求；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实现由管制行政走向服务行政的要求；六是克服政府自利性和“预算最大化”倾向，控制行政成本，实现由部门预算走向公共预算的要求；七是应对社会问题和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的趋向，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美、日、英、德、加拿大等国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重塑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研读与展望，特别是其中的中央政府机构主要履行政策立法和政策监督职能，政策执行和实施一般是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和 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来完成的经验与启示。如何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在此领域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探讨科学、高效的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从实践上看，有利于更明确地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公众参与和预防腐败的成本，改善和提高政府服务的权能，促进政府业务的绩效，推动行政理念、组织结构、决策模式、服务流程、监督体系诸方面的创新，进而为完善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作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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